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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吴敬琏许小年激辩:华尔街不是金融危机罪首

人民网华东3与29日电 2012年3月中旬,华尔街迎来“占领运动”半年纪念,本已趋于平静的街道迎来了新一波的抗议者。2008年之后,华尔街形象一落千丈,“贪婪”与“有毒文化”成为了媒体对其众口一词的评价。当纽约的200名示威者被防暴警察驱离的一刻,在地球的另一面,中国学者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重新思考这场为世界带来巨变危机的真正起因。

“华尔街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存在,大萧条时期是这样,这次金融危机仍是这样”,吴敬琏说。

推翻公众认识,华尔街不是罪首

今天,多数学者已经同意,尽管股市崩盘诱发了1929年的那次大萧条,但大萧条并非华尔街造成。那么未来,那些参加过“占领运动”的美国人,是否愿意为华尔街平反?

危机爆发四年之后,经济学界对此次风暴成因的反思逐渐萌发。在首届“岭南论坛”上,吴敬琏、许小年等学者尝试推翻公众认识,指出导致本轮危机的罪首在监管方,而不是市场方。

吴敬琏说,这次危机动摇了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信心。追溯危机的根源,既和过度倡导自由市场,放松监管有关;又和战后所谓“政府干预经济”、实行高福利制度相关。而华尔街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一种存在。

过度放大金融杠杆、制造泡沫,确实是华尔街的错误。但监管的缺失、风险控制的纰漏,以及美联储极端错误的货币政策,才是本轮危机的真正根源。

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的风行有两个背景:一是市场信心亟待恢复;二是欧美大国被动卷入世界大战。在二战中,美国政府一年的开支,甚至占到其当年GDP的50%。战后,由于多种原因,许多国家选择了实行高福利制度。而当“国家过度干预”的弊端在上世纪50、60年代显现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经济体,又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较为宽松”的市场监管。

这40多年中,西方一方面不愿意放弃高福利制度;另一方面,监管的松懈,致使“消费主义”在“金融杠杆”的放纵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金融创新,使穷人成为了房屋拥有者,却将美国的银行业卷入万劫不复”,一位银行家这样向记者解释脱离风险控制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灾难。

在危机爆发后的前三年,美国破产银行数量达到了322家,破产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6337亿美元。即便银行破产数目已经达到历史峰值,但至今市场对于灾难的结束仍缺乏一个明确的预期。

深究原因,危机的根源仅仅是房屋贷款公司的草率、银行业的过度创新,或是许多类似“雷曼兄弟次贷债券”的出现吗?谁对已经高危的市场视而不见?又是谁为本不缺钱的市场注入了空前的流动性?

诘问美联储:救火之功难抵纵火之罪

过去100年,华尔街既遭遇了极端严厉的管制,又经历了极端宽松的监管。

大萧条过后,美国相继出台银行法、证券法、分业经营等,无一不是针对华尔街。但战后,这种高压监管很快迎来了“风水岭”,“新自由主义”浪潮空前。

许小年表示,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联储长期错误的货币政策和放任监管:2001年开始,美国货币政策过于松宽,为本不缺钱的市场注入过分流动性,造成整个市场流动性过剩,这种流动性过剩制造了美国战后最大的资产泡沫。2008年,泡沫破灭了,把整个金融体系拖垮。“因此,美联储才是罪首。”

资料显示,仅2001年一年中,美联储连续11次降低利率,将联邦基金利率由6.5%下调至1.75%,降幅达到4.75个百分点。当时的主流舆论评价,美联储的举措使得美国经济出现了“触底反弹”的良好迹象,“体现出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当年第一次加息(发生于2001年1月3日),亦直接推动道琼斯指数上攀300点,以10945.75点报收。

不过重审这段历史,围绕当年11次降息的争论越发凸显。美联储的“积极举措”面临“由功变过”的本质扭转。

尽管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的挽救措施还是及时的。但归根到底,“救火之功难抵纵火之罪”。

这种论调让人联想起华尔街在“大萧条”之后经历的“整肃”与“平反”。大萧条发生不到半个世纪,当美国政经界重读那场危机的时候,发现股市的崩盘仅仅是导火线,而不是根本原因。在大萧条发生前夜,因为金融资产贬值等多重因素,市场陷入了流动性紧缺。但美联储非但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反而收缩货币供应30%,导致银行的轮流大面积破产,实体经济被迫滑向万丈深渊。

“在大萧条中,华尔街所做的,仅仅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股票市场周期性调整,但美联储的错误却将调整演变为灾难”,许小年说。

同样,本次危机爆发后,公众和媒体将华尔街列为“第一责任人”。美国政府连翻出台的金融监管方案、条例等也是无一例外的将华尔街作为严厉监管对象。但许大萧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显示,除了监管市场本身之外,如何有效监管“监管者”更为重要。

许小年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结论迟早会得到世界认同。“近期,斯坦福和哈佛的两位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改革是全球都要经历的阵痛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四年之后,其对全球经济的持续影响仍不可预估。不少经济学家预判,美国的恢复漫长无期、“欧元区”前景不甚明朗,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其看似高速增长的背后,同样面临风险。

复杂因素的交织,使得经济复苏的预期模糊。这会是推动改革的良好时机吗?

在吴敬琏看来,西方习以为常的“高福利”以及“消费主义”的发展方式,本身不可持续。这是和其崇尚的“凯恩斯主义”,乃至“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有密切关系。但西方改革的出路在哪里?“你说希腊的财政预算案有问题,但如果政府决心削减,民众又要示威游行。”

换个角度观察,如果西方这次拒绝改革,继续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那么势必在更深层次加剧矛盾。这等同于制造虚假繁荣,实质上为经济运行埋下更大危险。

这或许也是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迟迟不落地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而言,世界性的危机,会为推动经济转型,乃至市场改革带来新的空间吗?

过去几年,“转型”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话题。但从2009年的信心膨胀,到2011年艰难前行,各方仍在费力琢磨中国“经济转型”的路径乃至前景。

一份由欧洲复兴银行出具的《转型报告2011》报告,也许能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转型”带来思索:报告指,当经济陷入滞胀时,民营经济往往能为市场导入一定的活力,提高效率。许小年说,这样的结论,和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波澜壮阔的变化何其相似!改革已然成为任何国家都难以回避的挑战。

危机的发生,也不完全是坏事。许小年说,以今年的情况看,各级政府、企业,乃至普通民众,渐渐对转型和改革寄予更多期望。

“新的改革共识,正在社会上下缓慢形成”,吴敬琏说。

事实上,吴敬琏所说的“上下共识”,有一个浓墨重彩的注脚: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评论员文章;其中指出,对于改革者来说,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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