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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吴敬琏:中国企业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将过去

  4月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迎来了近3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有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企业高管和媒体老总,他们拥有同一张名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级EMBA学员。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已经82岁高龄的吴敬琏在这次开学典礼上坚持站着演讲近1个小时。“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面临竞争的形势,遇到严峻的挑战。”吴敬琏告诫在场的学员。

  作为一直在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被人称为“吴市场”。在演讲结束后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吴敬琏为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改革开出“法治市场经济”的药方,他提出顶层设计概念,认为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过去30年高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

  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

  新京报:最近你曾多个场合提到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

  吴敬琏:我们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所处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所处的环境做一个估量。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在短短30年间,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样一个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新京报:你说的挑战主要是哪些方面?

  吴敬琏:你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靠的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的创业能力。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民间创业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块自留地、家庭副业都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长途贩运也被称为刑事犯罪。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现在民间创业的企业,包括个体企业,有几千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30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动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叫做“城乡隔绝”,由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投资来实现工业化,这样的模式效率极低。改革以后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利用。

  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源。过去因为城乡隔绝,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质的、很好纪律的、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在农村处在低就业、半失业状态。改革以后,大致上有1.5亿到2亿的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样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的状态,就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另外就是大量的农用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办公楼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就是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这使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GDP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大范围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30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新京报:那现在是遇到了怎样的问题呢?

  吴敬琏: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5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缩小差距。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时,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不能拿过来就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

  新京报: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是指什么?

  吴敬琏: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经济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但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而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行业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新京报:这个新的推动因素应该如何去找呢?

  吴敬琏: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所以一定要转变。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关键词:  企业  经济发展  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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