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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林毅夫: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

        以下是林毅夫在北京与《华尔街日报》的访谈节选:

         记者:在书中,您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指责中国是不适当的。您是怎么看的?

        林毅夫:贸易失衡——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一个问题。但是外界一味施压中国,要求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这种贸易失衡状况,而不是尝试去理解失衡的真正根源。

        就美国而言,它享有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因此能够在很长时间内维持庞大的贸易赤字。其次,美国的金融监管开始放松,杠杆率也开始变高。这制造了巨量的流动性,鼓励了各种类型的投机活动和国内的过度消费。而且金融家们利用利差进行投资,导致大量资本流出美国,流入非储备货币国家。

        记者:您自从回到中国之后,一直反对放开资本帐户。您认为这会有哪些弊端?

        林毅夫:我支持外资直接投资实体经济,但对投资组合流入感到担忧。在大规模投资组合流入之后往往会出现大规模资金流出,甚至危机。这是因为大规模资金流入通常会引发住房和股票市场泡沫以及货币的急剧升值,这会损害出口和实体经济。

        对于允许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海外举债的问题,也应该采取谨慎态度。在经济低迷时期,各国可能无法实现足够的出口来按时偿还债务。这就是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1997-1998年)期间遭受重创的原因。

        记者:如果允许中国普通民众在海外投资,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您认为如何?

        林毅夫: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在中国应该比在高收入国家有更高的回报。中国需要为普通民众提供更多机会,使他们的储蓄在国内获得更高回报。

        中国的金融业过于集中于大型银行。存款利率受到压制。中国可以促进金融业的分散化,从而提高储蓄和投资的回报。

        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普通民众在国内获得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即便是高收入国家的普通民众,通常也不会在海外进行投资。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了一项全球基础设施计划。您的意思是全球其他国家应像中国一样,严重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增长?

        林毅夫: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任何国家都能给别的国家提供有益经验。

        记者:在众多国家需要解决根本改革的情况下,为什么基础设施支出如此重要?

        林毅夫:如果不进行结构改革,可能就无法重新实现高增长率。但结构改革通常会引起经济萎缩,而且在失业率高企时,实施结构改革还会面临重大政治阻力。

       我们可以更富创造性。何不真枪实弹地投资一些短期内能创造需求、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为结构改革创造空间的行业?这也能推动今后的经济增长。

       记者:但您进一步指出,富裕国家应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

       林毅夫:高收入国家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的空间可能已经很小了,比如日本,现在每个县都有机场。然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光是中国,存在很多机会。拉美国家、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几乎随处可见资金瓶颈。在这些地方投资不仅能产生高回报,还能引发对高收入国家资本品出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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